俞敏洪：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梦

   1998年8月21日。

    新东方学校的校长俞敏洪与同事杜子华饱餐了一顿甲鱼后，回到位于北京上地小区的家中。从创办新东方开始，俞敏洪就经历无数次内外交困的绝境，每走一步他都觉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他每天振臂高呼、灌输给学生的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新东方精神，但是他自己也时常绝望到极点。好不容易把新东方这家民营的教育机构经营得红火起来，此时距离他离开北大整整7年。

    北京盛夏人行道上的热气让他有点心烦气躁，锁好了车，转身进了楼。这栋单元二层与三层的转弯处没有灯，他爬到那个位置时遇到上面下来的两个小伙子。这两个人一前一后跟着他，往他胳膊上就是一针。昏厥、苏醒、求生、得救，这是俞敏洪第一次遭遇劫匪，也仅仅是他人生中面临的并非是戏剧、但充满戏剧意味的诸多关键时刻之一。

    据后来抢救他的医生证实，劫匪给他注射的麻醉剂是动物园用来麻醉大型动物的，剂量极大，一般人被注射后获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劫后余生的他笑称是“可以喝一斤半白酒”的抗麻醉体质救了他，练就这抗麻醉的体质的历程却不那么轻松，甚至带点辛酸。

    俞敏洪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一个“AmazingStory(令人惊喜的故事)”，只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在纽约而是在北京。这是一个具有美国开拓精神的“纽约人”在北京生存下来的故事，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靠个人的奋斗成就为一位亿万富翁的传奇。他帮助无数怀揣着“美国梦”的中国学生实现了他们出国留学的梦想，而那些想改变自身命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望的学子们也帮他发了大财。

    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如果在当年高考落榜、留学失败、被北大处罚后他能接受大家的劝说而安静地过日子，那么今天的俞敏洪可能就会仅仅是一个县城师专的普通教师，是北大外语系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副教授，可能就会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过着单位、社会为他设定好的安逸、被动又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今天的俞敏洪更像一个自信的“纽约客”。接受我们专访的这天他穿了一件并不土鳖的蓝白小格子“Nautica”衬衫，深蓝色的裤子与质感很好的黑鞋子颜色搭配得很舒服，窄框眼镜与现在爽利的短发造型都恰到好处地修饰了他的脸形。

    当然，并不仅仅是外表的改变，他内心的“土味”也越来越淡。他能够自由地发表演讲、点评事情的态度轻松又幽默、不掩饰、不做作、尽量地做到诚实地面对自己和他人。虽然还是会有很多时候，他会面临狼狈和无奈的局面，但是在迄今为止的新东方的众多危机时刻他总能化险为夷。

    稳稳地站在新东方这艘大船上掌舵的俞敏洪很自信，那是一种拥有了财富、名声、地位和内心强大自我之后的自信，它让他看起来除了拥有以前就具备的亲和力以外，还平添了些许他独有的、男性的个人魅力。今天，谁还能记得清二十多年前那个从江苏江阴农村第三次高考才成功闯到北大，那个脚穿回力鞋、身穿破军装的毛头小伙子的青涩模样呢？

    青春期：与霉运相处的日子

    估计在中国企业家中，俞敏洪对阿里巴巴的马云会有特殊的感情：两人都是高考连考三年才中。不知道马云坚持到第三年的理由是什么，俞敏洪的理由是“为了不在农村喂猪种地，干农活太苦了”。三年的坚持是俞敏洪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第一次从绝望中寻找到希望。

   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恢复的高考在冬季举行。全国共有570万人走进考场，而仅有27万人考入大学。1978年，俞敏洪第一次参加了高考，直到1980年才考中，他和同时代的严介和、李东生、黄宏生等人，都是当时在21:1严酷的录取比率下的幸运者。镶着金色光环、令人神往的大学时代，给他们铺就了一条最有历史价值的人生之路，靠知识改变命运是那个时代的一条最诱人的选择。